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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20-05-30 16:28:27 來源: 文章閱讀 點擊:

摘要:知識產權并無堅實的自然法根基, 其唯一的合法性基礎是工具論的:平衡私權與公共利益, 促進知識傳播。生物技術的發展曾使發達國家以專利為名占有了發展中國家的植物和作物遺傳資源。為制衡這一趨勢中包含的不公, 國際法《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等提出"惠益和分享"以及"農民權"等理念, 但這些規定并未切實保障發展中國家農民的權益。隨著轉基因作物技術發展呈現出的諸種新特點, 轉基因技術介入種質改良, 成為專利形成的當代理由, 這一情形不僅將加劇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圍繞種質問題的經濟和文化不公, 還可能排擠非西方科學育種方式所根植的知識類型, 而這類知識在保護生態環境、提升農業品質、維持區域農業自治等方面有著難以被替代的價值。
 
關鍵詞:知識產權; 轉基因; 種質; 全球知識監管;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GMOs: Philosophy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WEI Mi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re is no found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IPRs) in natural law, and such kind of rights can only be argued with an instrumental attitude. The development of biology has made developed countries possess some genetic resourc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name of IPRs. 'Benefit sharing'and'farmer rights' in CBD and ITPGRFA, which aim to alleviate injusti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hasn't played their role. With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gene technology, the scope of GMOs relevent IPRs will widen,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widening gap of enocomy and cultur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nd the los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 TK) that surrounds the practice of breeding. TK is valuable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maint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Keywor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GMOs; germplasm; global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知識產權法
 
20世紀以前, 植物和作物資源被視為人類共有。隨著生物技術的發展, 發達國家利用其先進的勘探、識別技術, 分離、純化出效用成分, 并以知識產權的形式據為己有。植物和作物資源豐富的國家大多為發展中國家, 農民多項權益沒有得到合理補償, 這種做法因背離了知識產權法的工具論要求而成為學界一個熱點問題。相關國際法為糾正這種不公, 承認和尊重各國農民歷史上為培育優質種子付出的"上游勞動", 提出"惠益和分享"和保障"農民權"等原則。但因諸多法理和現實原因, 這些規定并未切實保障發展中國家農民的權益。隨著轉基因發展新趨勢, 發達國家轉基因技術對種質的"下游式"改良, 可能會使其更廣泛地占有發展中國家歷代農民的勞動成果。本文將關注這種失衡所帶來的全球知識監管效應---轉基因技術以專利名義擁有優質種所有權, 不僅使以傳統方式培育的種質資源被邊緣化, 非西方科學語境下育種所倚賴的知識, 也受到了化工式農業育種所根植的現代科學的監管, 而前者對于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的當下, 具有重要的療愈價值。
 
一、知識產權的法哲學基礎以及作物遺傳資源專利對嚴格工具論的訴求
 
理解轉基因作物專利, 首先需要理解專利的哲學基礎。歷史上, 財產權討論的是對有形物的占有, 因物品具有排他性, 財產權才具有自然法基礎。而對知識產權授予對象的使用既不排他也不可被耗盡, 即知識產權是對無明確邊界的抽象物申請私權, [1]這種私權不是一種自然權利。這類財產權許可一種從公有領域獲取利益的機會主義行為。[1]5對抽象物財產權的法理解釋有過幾種嘗試:獎賞論 (知識產權是對發明者的獎賞) 、契約論 (知識產權是個人與國家之間達成的協議:發明者披露與發明相關的秘密, 作為回報, 國家授予發明物的使用以一段時期的壟斷權) 、鼓勵發明論 (知識產權驅動發明活動、推動發明物的產業化) .[2]17-27后兩種解釋都說明知識產權內在地要求了一種衡平機制, 現解釋獎賞論:
 
在"獎賞論"中, 最常見的被引用者是約翰·洛克, 洛克認為, 勞動是知識產權的自然法基礎:"只要一個人使任何東西脫離自然所提供的那個東西所處的狀態, 他就已經在那個東西中加入了他的勞動, 即某種他自己的東西, 從而使這個東西成為他的財產"[1]69.這一表述很多時候被學界理解為兩方面含義:勞動歸勞動者所有;財產是一種"物化勞動"[1]73;財產權是對辛勤勞動的合理回報。這種解釋忽視了洛克為這一表述增加的兩個重要的、具有工具論意味的、體現衡平性質的限制條件:"留有足夠的且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所共有". ("足夠"條件) 以及"誰能在一件東西毀壞前, 利用它來改進生活, 誰就可以以他在這件東西上的勞動確定他的財產權" ("防止浪費"條件) .[1]69由此可見, 洛克的真實觀點是:勞動并不能作為知識產權唯一的合法基礎。
 
以勞動為基礎占有抽象物之所以不具有自明性, 有兩個重要原因: (1) 人類共有這個世界, 許多表面上看起來應由個人擁有的抽象物, 實際是共同勞動的成果。[1]83知識產權是對人們共有知識中所提取出的部分的排他性占有權, 而勞動僅僅是為提取行為創造條件。 (2) 如果勞動構成某種自然財產權的基礎, 就必須有某種方法精確界定財產權的客體, [1]81但對抽象物的財產權并無明確邊界, 往往依靠相互認可、理解以及民俗公約對邊界達成共識, 一旦這種約定被打破, 抽象物產權會侵犯他人的消極自由。[1]82
 
綜合三種對知識產權的法哲學解釋, 可見財產權帶有強烈的公約性質和工具論色彩。由于作物之于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 以及圍繞作物的知識產權在形成和運作上的非自明性, 作物遺傳資源專利需要嚴格遵循工具論的利益衡平要求:
 
植物類遺傳資源維系地方的生態穩定和物種多樣性, 為人們的生活提供物資和環境支撐, 其中與農業相關的作物資源是特定地域的人民世代勞動積淀而成的成果, 因保障基本生存、維系糧食安全的特性, 有著無關乎經濟水平、文化、政治差異的不可替代性。由于知識產權作為一種主權機制, [1]222它天然負載了阻止、支配和"調控"功能, 當專利 (1) 以法理形式占有這些作物資源, 便控制了維系生存的生產資料、生產程序、產品、產品所能提供的服務。知識產權因這樣一種內蘊權力擴張的特點, 造就了知識產權隱性對抗公共/社會利益的特性。當這種公共/社會利益涉及最基本的生存時, 發達國家對種質資源的法理占有極易觸碰發展中國家人民保障基本生存的利益底線。這勾勒出了一個法理和倫理困境:由于財產是一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權利關系, [1]17所以抽象物不僅僅控制著人們對維系生存資源的獲取和處置自由, 而且在資源中增加了一種正式的、"合法的"人身依賴關系。[1]225
 
在人類歷史上, 重要的植物種質資源一直處于頻繁交流中, 不同國家在資源獲取上相互依賴。植物/作物遺傳資源在大部分國家和民族被視為公有物品。即使專利法誕生后, 植物也長期屬于專利法中的公有領域。美國Diamond訴Charkrabarty案、Bowman案等開啟了為生命體賦予專利的先河, 美國1985年Ex Parte Hibberd案則開啟了組織培養種子、整個植株、植物組成部分被授予發明專利的歷史, 植物從此以一種依賴判例的普通法視角被審視---傳統育種者是一種陌生的存在, 即:植物專利的價值取向之一是"對歷史的忘卻", [3]14這與大多數作物種質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依賴大陸法和習慣法不同。強調知識產權的國家尊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尊重個人創造和個人權利, 這些理念反映在知識產權中, 便許可了正式的、基于個人/小群體利益的發明創造, 但非西方強調發明的非正式性、共同性、可轉讓性, [2]16更加深植于特定社會的基本道德觀念中。[1]33
 
二、遺傳資源專利引發的"生物剽竊"與相關國際法的問世和架空
 
生物技術、專利法、植物/作物遺傳資源密切聯合后, 最先帶來的問題便是"生物剽竊"---未經來源地知情同意而獲取當地生物多樣性資源。[4]2剽竊現象遍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包括亞、非、拉美, 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區, 對象涉及多種藥用植物和關鍵作物, 如美國W.R.Grace公司對印度苦楝樹、孟山都對土耳其紫色胡蘿卜、美國農業部對巴西可抵抗番茄斑枯萎病毒的花生、英國劍橋植物藥公司對非洲植物Artemisia judaica的生物剽竊等。[4]187, 205, 112, 51遺傳資源是應對諸種重大社會挑戰 (如保障糧食安全、研發挽救生命的新藥、適應氣候變化) 的基礎, 為更公正公平利用遺傳資源帶來的惠益, 國際社會在過去的30多年間先后締結《生物多樣性公約》《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等法規。但因法律文書本身的修辭學原因以及政府、公共機構、私營部門、土著和地方社區協調程度等原因, 這些遺傳資源國際法尚不能保障發展中國家農民、土著、社區在面臨生物剽竊時的各項權益。
 
1992年, 《生物多樣性公約》通過, 確立了遺傳資源的獲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知識產權法哲學從此從功利主義角度落實在了植物資源交流中的利益平衡。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中, 農民以追求高產、抗病、抗旱、抗凍等性狀為目標, 經過多代選擇產生了地方良種。工業化國家通過培育和研發活動所推出的終端產品不僅利用了此前從發展中國家免費獲取的植物遺傳資源, 而且獲得了植物新品種的保護權, 更把新品種返銷到發展中國家。為處理"生物偷竊"帶來的不公,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1條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享有主權;第15.4條規定, 提供遺傳資源的締約方和潛在的利用者之間以"共同商定"為原則獲取遺傳資源;第15.5條規定, 遺傳資源的獲取必須經過提供該資源的締約方的事先知情同意。關于惠益分享, 《公約》第15.6條、第15.7條、第16.3條、第19.1條、第19.2條共規定了兩方面內容: (1) 遺傳資源國提供參與基于遺傳資源的開發和科研活動, 以增強資源提供國的科研能力; (2) 基于共同商定條件的惠益分享。可分享的惠益類型包括貨幣獲益和非貨幣獲益:"以研究、開發、商業等方式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的惠益、利用遺傳資源的技術的獲取和轉讓;遺傳資源的生物技術利用所產生的惠益的優先獲取"[5]55.但由于幾類原因, 遺傳資源的惠益分享并未獲得有效落實。一是法律文本原因, 即《公約》第2條"遺傳資源"的定義"具有實際或潛在價值的遺傳材料"缺乏"定義清晰性", 于是不同國家對什么是遺傳資源給出了基于自身立場的解釋。二是, 事先知情同意、惠益分享等原則是對遺傳資源物權利益的確認, 國際合同形式對物權利益的約定, 由于存在道義說服的非強制性和合同博弈中的不對稱性, 很難實現遺傳資源的物權利益, 而根本原因是, 遺傳資源中無形的遺傳信息才是價值核心, 通過物權尋求對其的保護無法充分實現。[6]64三是惠益分享法律制度的建立非常復雜, 很多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缺乏聯合法律、科學、商業等學科的能力, 也缺乏追蹤惠益規定是否被遵守的能力。[5]61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是規范糧農植物遺傳資源的保護、可持續利用、獲取和分享等問題的綜合性國際協定。"農民權"是為了認可世代農民為植物遺傳資源的保存和改良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提出的概念。《國際條約》確立了具法律約束力的"農民權", 即要求各締約方采取措施保護和促進" (1) 與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相關的傳統知識; (2) 農民公平分享因利用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而產生的利益; (3) 在國家一級參與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保存及可持續利用有關事項的決策。此外, 農民權還含蓄承認農民擁有保留、使用、交換和出售農場保存的種子的權利。"[7]24但FAO并沒有提出農民參與利益分享的具體措施, 使農民在糧農植物遺傳資源上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農民權僅僅成為一種道義宣示。[6]68
 
三、轉基因新特點的可能導向:更頻繁的作物知識產權與擴大的權益鴻溝
 
已有的國際法法律文本并不能彌補植作物遺傳資源因知識產權運作造成的不公。隨著對植物/作物資源的占有愈發依賴基因工程, 以及該系列技術發展的新特點, 強化了專利圍繞種質資源的運作, 使種質資源的所有權向發達國家聚集。現分析轉基因作物發展新特點:
 
"增益"靶點的多樣性帶來更高的專利可能性。相較于早期轉基因技術致力"避害", 當代植物尤其是與農業相關的轉基因更傾向于實現一些額外的"好處", 如抗銹蘋果、抗艾滋病大米、富鐵香蕉。每一種植物/作物都不可能涵蓋所有營養或效用成分, 于是潛在"可添加益處"的靶點數量多, 這便形成了一個"動態唯名論"發生作用的空間, 某種性狀的"匱乏"引發了評價、敦促和建議, 彌補匱乏被種質資源改良者賦予了生物學和道德意義, 正是對匱乏的彌補, 為專利運作提供了更廣泛的性狀基礎。轉基因技術的合理性自我論證還關涉某種社會議題, 如對健康等社會問題的干預, 這些問題在轉基因研發者看來是某種急需干預的"病理", 由于"病理"的多樣性 (如黃金大米試圖救治的營養嚴重匱乏人群, 不僅是β胡蘿卜素, 各種維生素、蛋白質也不足) , 性狀靶點增多便愈發具備社會學和修辭動力。
 
cDNA、蛋白質修飾、合成生物學:新技術更符合專利的"新穎性"要求。以美國專利法為例, 新穎性 (novelty) 主要指, 在作出發明之前沒有在本國被知悉和使用。增益性轉基因的發展趨勢之一是實現性狀的跨物種轉移, 賦予物種在自然進化或傳統育種方法下不可能出現的性狀, 這一過程涉及工具、方法等創新, 這種"過程創新"帶來了專利法所認為的"非自然之物", 更契合專利法對"方法創新"的激勵。此外, 跨物種性狀交流的目標使當代植物轉基因技術更多利用逆轉錄而來的cDNA文庫 (專利法判定可專利) 而非g DNA (來源于由染色體片段組成的DNA庫, 不可專利) .轉基因技術還會愈發利用組學的成果, 隨著對蛋白質結構域了解的深入, 研發者可以改變蛋白質, 以相同的生物活性作為天然配對物來產生所需蛋白質。[8]153-154最后, 隨著合成生物學發展, 從零開始構建基因成分的方法, 使新的基因結構甚至新型生物體的重組成為可能, 而不再是對已有物質的重新排列。概言之, 這些造就"新穎性"的新途徑將傳統分子生物學到生物技術的變化視為從分子自然主義到一種更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方法的轉換, [9]1487在技術實踐的意義上創造了絕對的權力。[10]92-93
 
轉基因技術新發展提升了專利法要求的非顯而易見性。非顯而易見性指專利權的主題對于與該主題有關的技術領域的一般技術人員具有非顯而易見性, 有時也被表述為創造性進步 (inventive step) , 是在確認新穎性基礎上對"足夠新"的確認。在植物轉基因領域, 對非顯而易見性的考察分為"獲得基因序列所用方法"和"所獲基因序列本身".之于前者, 轉基因發展前沿是"利用重組酶技術 (開發特異性重組系統, 將外源基因分解為單個拷貝后再插入, 以克服植物基因組中多基因表達的技術難題) 以及基因編輯技術 (精確識別并切割靶細胞DNA片段中靶點的核苷酸序列, 實現對靶細胞DNA目的基因片段的精確編輯) ".[11]之于后者, 目前一些農業生物技術專利大國強調應以基因本身的化學結構的特性而不是以獲得該基因序列的方法的特征來判斷它的非顯而易見性。由于轉基因的當前發展表現出對復合性狀 (如兼具抗逆性和高營養價值) 的需求、消除對人體有害的植物次生代謝物等趨勢, [11]性狀終點所涉及的化學結構的多樣性因而將極大提升非顯而易見性。
 
更加滿足專利的"實用性"要求。實用性要求是指, 發明是否有一定用途;發明是否能以預期的用途運行;上述用途是否對社會有益。當前植物/作物轉基因技術發明在幾方面更加滿足實用性要求:一是, 比傳統育種方法有更高的關于"用途"的可預測性;二是, 在提出專利申請之時, 該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能夠預料到該技術在經濟、技術、社會領域可產生的積極效果;三是, "實用性"在社會學意義上出現了擴展。尤其轉基因作物的效用愈發體現為藥食同源性 (如含有HIV蛋白的稻米被用于預防艾滋病) , 當傳統的食物參與全球衛生問題治理, 且當衛生問題已超出單純醫學范疇, 而成為同時關乎發展、安全、人權的綜合性議題時, [12]1研發者對轉基因作物的"實用性"辯護便可獲得多種學科話語的支撐。
 
強化生物技術領域的反公地悲劇。反公地悲劇指, 特定產品涉及多種專利的組合。反公地悲劇被公認突出體現于生物技術領域。農業反公地的典型是黃金大米, 涉及70余項專利, 分屬于不同的權利人。[8]86-87轉基因技術的日趨復雜化和分散化會加劇體現著農業轉基因的反公地悲劇問題。專利費將因專利持有者眾多而提高, 專利產品使用者經濟負擔加重, 而且當眾多微小創新 (incrementa innovation) 都能獲得專利權許可時, 農業轉基因的研發動機有可能不再嚴格基于一種真正的使用價值, 而是依賴市場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將同時放大轉基因產品的價格和符號意義, 而忽視產品本身在特定社會情境中所能發揮的實質功效。反公地悲劇同樣強化了特定生物技術新產品的專利傾向。
 
四、全球知識監管
 
轉基因發展趨勢中的上述特點內在蘊含了一種強化植物遺傳資源專利化、加劇遺傳資源惠益不公的傾向。這些不公除了學界討論的經濟、科研 (專利導致的獨占科研機會) 、對農業和食物的戰略性控制之外, 還涉及知識類型的監管。育種過程是一種知識生產過程, 當專利化種子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 造成的不僅是對地方良種, 也是對一種知識類型的排擠。育種涉及的知識并不構成獨立類型, 而是指知識創造、保存、傳遞的特殊風格。[13]91
 
地方性的。傳統育種展開于地方性的情境, 這些高度異質性的情境指示出知識的地理具體性和歷史具體性, 因情境勾勒出了行動的空間, 也潛在地標識出了合理性限度。農民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活、體驗、解釋、理解并發現意義。這些情境構成效用和價值評價的約束性背景, 效用論證并不如現代農業科學一樣, 是化學和營養學的教科書式演繹。轉基因式育種是發源于德國的化工式育種的當代延續 (正如在美國專利法中基因被解釋為化學物質) , 這一系列技術將技術產品運用場景遠距化、陌生化, 預設和開創了均質化空間和平面景觀, 抽象縮減為多樣方位而非地理具體性。而育種的地方性或局域化造就了種質的遺傳多樣性和對地方特質的特異性響應, 這種特異性不僅是生物學、生態學意義上, 也是人文和社會學的---育種涉及對生存境遇的感知和責任, 因而滲透著歷史和文化。
 
整體性的。在人類育種歷史中, 整體性是指在多個尺度采用系統方法, 除了整體性主流的意涵:關注人、動物、植物、自然資源、土地類型之間形成的復雜關系網, 契合了生態的關系本體論以外, 整體而非分割的思維還包括非生態尺度的含義:種質并不僅僅是純粹的生物學概念, 還同時蘊含文化、社會、生態屬性, 如種質的培育和共享制造群體認同和凝聚力, 不同種植資源特質展示的是文化多樣性;對種質之"優質"的理解并不倚重當代轉基因技術所基于的魔彈 (silver bullet) 觀---用特定性狀有無或強弱作為標準, 而側重多種性狀之間的互作以及這種互作機制對于環境和生態風險的防御;認同種質對農業質量的非充分性, 重視土壤、農藝、灌溉、微氣候、動植物與作物之間形成的協同機制。而轉基因育種在種質的屬性、種質的優質性、種質對于農業的作用限度方面更傾向于一種決定論立場。
 
經驗性的。傳統農業實踐尤其體現為境遇性的社會行為, 經由實踐獲得的經驗致力于了解生存條件, 經驗的而非概括性策略契合了農業實踐潛在要求的認知方式, 農業是通過"寓居"而展開、暗含海量意會知識的領域, 具身性實踐調動感官的協同作用, 而不是單純從理智上把握事物, 實踐所意味著的連續且重復的行為流使知識的運用必須內蘊一種反思性和對于海量的環境要素的關注和親知, 因而農業經驗積累過程會導向對自然環境的情感和理解: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造就了熟悉、看護和責任。經驗性的特點也塑造了謙抑性:農藝是對多變環境作出的富有創造力的響應, 而非首先設定標準或定義理想的植物種類后, 再讓環境去適應標準, 這可以在農業這一訴求有限唯理論的領域有效規避"錯置具體性謬誤", 將生動的經驗世界置于理論中的突出位置。農業實踐對于經驗的重視總體上提升了知識的適用性, 也促進了人們對這種實踐內含的人文主義目標的理解。
 
開放性和共享。農耕過程是勞動者面對面互動的過程, 也是開放的知識生產過程---新的經驗隨時補充或修正先前經驗, 人們共享知識生產機會和知識生產成果, 這與轉基因育種技術相對封閉的知識生產過程、因專利而造成的對知識生產權利和機會的排擠、知識產品的私人擁有形成對比。傳統育種所根植的共享型知識生產, 意味著知識生產的分散化、分權化, 這與轉基因育種技術暗含的知識精英主義---對需要何種種子、如何生產種子作出獨斷也形成了對比。知識的民主化生產使傳統農業中的農民作為能動的主體, 實現了平等的自治、參與以及責任感的培育。最后, 知識的共同、開放式生產能夠很大程度避免知識生產的過度逐利化傾向, 將種質的培育目的限制在使用價值, 而不是基于交換價值刻意制造種子的奇異性, 讓種子變成某種遠離農業、農民真實需求而只服務于金融市場、股東、商業的商品。
 
五、結語
 
知識產權是一種關于"提取"的特權, 其合法性的成立必須依賴利益衡平這一前置條件。圍繞作物的知識產權法因作物之于生存的特殊作用, 更應嚴格平衡植物專利持有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利益, 尤其當南北在生物技術、種質資源豐度、種質上游培育貢獻度不同的大背景下。轉基因技術為緩解農業、生態、環境、氣候、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但轉基因技術本身發展動向, 以及這種新動向可能帶來的非自然科學議題, 應當成為轉基因作物/植物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研究的必要組成。本文認為, 轉基因作物的專利化趨勢所帶來的不公既是經濟和文化意義上的, 也是知識論意義上的。傳統育種方式并未將種質視為某種笛卡爾式切斷于自然的存在。優良的、多樣的種質誕生于勞動史, 育種活動內蘊的知識生產和知識表現形式因而在保護生態、治理氣候變化、維系生物多樣性、維持可持續發展、緩解貧困、保障生計、呵護農民對生存境遇的參與性和責任感、實現地方自治等方面有著技術和資本所無法取代和不可估量的價值, 這一價值不應淪為用新興生物技術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代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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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專利是知識產權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本文中,專利和知識產權在含義上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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