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靈魂的獨白 意思 靈魂的獨白

發布時間:2019-10-21 01:11:01 來源: 法律文書 點擊:

  許戈輝赤誠發問莫言、嚴歌苓、陳丹青、劉心武……讓忙亂中奔波的你我駐足靜聽思想的聲音。本書通過對每一位文化名人的采訪,展現文化名人的內心世界。每一個創作背后的故事,都是一段歷史,豐富的人生經歷就是他們靈感的來源。文學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看文字如何在他們筆下熠熠生輝。主持人許戈輝智慧聰穎,問題犀利,嘉賓回答深刻至極,一問一答中展示最真實的文學創作歷程。
  莫言——不說閑話多寫字
  許戈輝:我聽說《蛙》這部作品是寫了很長時間的。
  莫言:醞釀的時間比較長。
  許戈輝:因為這是一個挺敏感的一個話題。
  莫言:對,因為計劃生育毫無疑問確實涉及到了中國千家萬戶的一個重大的一個問題。而且也是幾十年來飽受西方詬病的、批評的這么一個話題。那么我在寫的時候當然那我考慮到這個問題的背景——現實和歷史的背景。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我是堅信不疑的就是文學應該從人物出發。因為你要寫一個鄉村婦科醫生,她行醫五十年,那么這個中國計劃生育的政策推行到今年恰好三十年。那么也就是在姑姑的一生當中,她行醫生涯當中有一半的時間是跟計劃生育有關系。通過她的手有差不多一萬名嬰兒被接生到了人間,但是也通過她的手,讓數千名這樣的違規懷孕的嬰兒給扼殺在母腹當中。這個我就是不能回避。
  無論是《紅高粱》中美麗而野性的“我奶奶”戴鳳蓮,還是《檀香刑》中風流俏麗的“狗肉西施”孫眉娘,亦或是《豐乳肥臀》中“像鋼鐵一樣堅強”的上官魯氏,莫言對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大多都是歌頌和贊美的。但是在新作《蛙》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在“送子娘娘”和“殺人惡魔”之間徘徊和掙扎的鄉村婦科女醫生。
  莫言:小說里有個人物視角是姑姑這個人物是吧。這是跟我這個生活中的一個姑姑是差不多的。
  許戈輝:我聽說您的姑姑也是一個婦科醫生。
  莫言:是的,她接生很多的孩子。我這個真正的姑姑就是這個小說的人物原型。
  許戈輝:姑姑現在還健在是吧。那她有沒有讀過你寫的小說?
  莫言:還健在,她沒讀過。
  許戈輝:為什么呢?我覺得你這個小說第一個就應該想送給她去讀啊。
  莫言:我不敢給她讀,我生怕她再不高興。
  許戈輝:我覺得這里邊挺有琢磨的。
  莫言:因為我這個小說里邊,并沒有完全按照生活中的姑姑來寫。
  許戈輝:是,但是她也應該理解呀。她知道您是個作家呀。
  莫言:但是總還是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東西,真真假假可能就讓人很不舒服。完全是假的話,那么她當然無所謂了。但一看有的地方很像自己,那么有的地方又完全跟自己沒有關系,虛構了很多東西。我覺得這個寫的時候我還是真是手軟了很多。總感覺一些太惡的、太丑陋的、兇巴巴的東西還沒愿意往這個人物身上來疊加。
  許戈輝:這是因為個人的情感在里邊。
  莫言:潛意識里還是感覺到有一個姑姑在這個地方,站在我背后看著我寫。
  在《蛙》中,身為婦科醫生的姑姑曾經見證者生命的繁衍,后來卻又義無反顧地一頭扎進了計劃生育的戰役。莫言說:“我希望讀者看了‘蛙’之后,認識到生命的可貴,認識到生育這個人類最基本的問題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也曾經是這樣的艱難曲折。”
  許戈輝:所以我就挺感興趣的,在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您自己內心深處到底對計劃生育這個國策是怎么樣的一種解讀,怎么樣的一種看待方式。
  莫言:站到我個人的立場上,我覺得這個政策不好。不是一個好政策。因為如果沒有這個獨生子女政策的話,那我起碼也是兩個孩子,甚至三個孩子的父親。那么在年輕的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許戈輝:您現在有個獨生女,那在你們高密,在山東這個傳統里面,是不是還是希望能夠有個兒子,或者兒女雙全。
  莫言:當然,那當然。
  許戈輝:所以當初你自己還是挺希望能生二胎的是吧。
  莫言:我當時覺悟還是真蠻高的。因為當時我在部隊里面已經提拔成了軍官了,第一是感覺自己前途無量,我自己還有野心,我還想繼續往上提升呢。另外一個它那個處罰是非常嚴峻的。有的戰友說,他本來是個連級干部了,那么他超生了生了第二胎,那就是一擼到底變成士兵了,回去種地去了。我們就是為了離開農村不種地,費了多大的周折,你想我為了當兵就是連續四年每年體檢,到了最后,21歲了,臨界線上才好不容易混進了革命隊伍。然后當了兵的人有成千上萬,能提拔成軍官的人很少嘛,所以這個得來不容易,就是很珍惜這個奮斗得來這個結果。那如果你生了二胎的話,他是個連級都一下子降到了戰士,我當時還是個排級,都沒得降了。所以這是個現實考慮,那么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一個人會影響到我的整個的一個單位的榮譽,當時我在總參的一個軍級的單位工作。那么這個單位年年都是計劃生育標兵,而我們這個單位的計生委的主任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老上將的一個女兒,你看小說里面有一個描寫。她們也都真的出現這種釘子戶,說哪一個人老婆已經懷了二胎了,那她們都會不惜一切代價來做工作。從黨性原則、組織原則、國家利益,先把你壓得就感覺到你必須去做,不去做就感覺是大逆不道。這就是當時的社會現實。
  小說中,姑姑的生活被夾在了新生嬰兒的哭聲和強行被送上手術臺的婦女的謾罵里。而面對計劃生育這個復雜且敏感的話題。現實生活中的莫言也同樣經歷著良心的拷問。
  莫言:從我內心深處來講,當然還是希望能夠再生個兒子呀什么來滿足。起碼我的父母親也是一種安慰吧。父母親老是覺著一大遺憾,我覺得我母親臨終的時候,一大遺憾就是我們弟兄三個,只有我沒有兒子,是她人生的一大缺憾。
  許戈輝:所以在那個時候那段時間,內心會特別糾結嗎?會特別矛盾嗎?
  莫言:確實是非常矛盾。我覺得這部小說里邊的主人公蝌蚪,坦率地講那個蝌蚪身上確實有很多我個人的一些經歷。情感經歷是發生過,情感類似的你像這種小說里所描寫的我覺得除了描寫生育這個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很深的主題就是悔罪、懺悔。姑姑到了晚年也在懺悔。小說的敘事主人公蝌蚪也在懺悔。我本人實際上有很深的這種懺悔的心理。   許戈輝:您具體是懺悔什么呢?
  莫言: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因為我個人的這種私心的考慮,我妻子肯定要生二胎的。我當時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為了執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我們必須是把孩子做掉。
  許戈輝:所以說不是沒要,而是做掉了孩子是嗎?
  莫言:做掉過一個。所以這個我永遠是一個內心深處的很痛的一個地方,一個巨大的陰影。
  許戈輝:做掉以后會不會就是經常想一個問題那是不是個兒子。
  莫言:這個我到不會去想,因為對我來講,女兒和兒子這個觀念還是比較應該跟農民不一樣了。我覺得無論男孩還是女孩都是一個生命,是平等的。
  許戈輝:但總歸還是挺想慰藉父母是吧。
  莫言:這一方面是如果假如能生個兒子的話,那當然是非常好了。如果生不了一個兒子,我從現在來考慮姐妹倆多好。現在我們看著誰家有姐妹兩個在一塊兒談談話,開開玩笑真是感覺到羨慕。那么我想我女兒他們這個獨生子女們就更加盼望著有個親姐姐,有個親妹妹,弟弟、哥哥都可以。他們的肩頭就會覺得輕快一半。
  莫言:我對我的朋友講,我寫的不是計劃生育歷史,我寫的是人。因為有很多朋友都是當年的這個計生委的干部,他們真的就像小說里的姑姑所描寫的那樣,當然不是劃著船了,開著破吉普車,開著拖拉機到各鄉去搜捕,追捕圍剿扒房子。
  許戈輝:那他們在和你聊起這些過去發生的事兒,你覺得他們是一種什么情感?
  莫言:他們也心里面很不舒服。
  在莫言筆下,姑姑幾十年忠實地執行著計劃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誤入一片洼地,被無數青蛙包圍攻擊。文中莫言這樣描寫到:“那天晚上的蛙叫聲里有一種怨恨,一種委屈。仿佛無數受了傷害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
  許戈輝:剛才您提到了這個好人啊、壞人啊、罪惡啊,我就想起您自己說的,自己寫作的幾個階段。說在最開始的時候是把好人當壞人寫,后來是把壞人當好人寫,然后到現在是把自己當個罪人寫。我們怎么理解這句話呢?
  莫言:我覺得如果一個作家不能進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話,那么他肯定不是一個寬容的作家。因此我覺得我們就應該現在不要把一切的問題的都歸罪于外界。當歷史上有一場巨大的災難發生的時候,實際上無論是施害者、受害者都負有責任。就像我們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有的右派剛開始是想把別人打成右派,但是沒有把別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別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那我在“文革”期間是一個兒童,只有十幾歲左右,我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我覺得我也洗不干凈。我沒有正面打老師,但我也從背后往老師身上吐過唾沫,或者投過土塊兒之類。即便我是一個孩子,我也感受到在“文革”期間,有一種巨大的痛苦,就是恐懼,生怕被甩到這個群體之外。所有的人都在打老師,盡管這個老師對我很好,心里很愛這個老師我絕對不忍心打他,我也不相信他是個壞人,但如果你不參與進去的話,那么大家都不理你了,就感覺你成為了一個變節者,變節的、投降的、逃兵之類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實際上是被裹挾進去的,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參與,違心地干一些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許戈輝:所以您這樣說,我可以基本上摸到《蛙》這部作品您是怎么樣的一種心態在寫作。
  莫言:說到這個《蛙》,說到這個計劃生育政策,我們不能把這個完全歸罪于什么像姑姑這樣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整個的罪就歸到國家。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那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責任,也有罪過。那現在到了晚年,現在想起來就感覺自己很卑鄙。現在我就想如果時光再倒回一次,那我算了,我還是生了這個孩子。但說是這么說,如果再走一次的話,我能不能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呢?真也是個未知數,很難確定。
  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遠也洗不干凈。被罪惡糾纏的靈魂,是不是也永遠得不到解脫。——《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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