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實現知識產權的公平公正的協 調作用

發布時間:2020-05-30 16:25:38 來源: 法律論文 點擊:

法制作為一種規則之治,維護的是社會的公平與和諧。早在古羅馬時代,查士丁尼就說過“法是正義之學”。我國憲法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保障了我國每一個公民在法律效力所及的時間、空間范圍內,對所有的人,無論其民族、種族、職業、家庭出身、社會地位、財產狀況等情況如何,均須平等地適用法律、遵守法律,誰違反法律,都將受到法律的同等責任追究。然而,作為社會人群中弱勢群體的未成年人,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罪犯,不僅作出了明確的從輕、減輕、免除處罰等相關規定,還專門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筆者認為,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從輕、減輕、免除處罰和采取立法保護等相關措施,不僅不與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相悖,反而恰恰彰顯了我國法律的人性化。
       一、國內外未成年人犯罪處罰現狀(一)國際經濟發達國家的現狀目前,國際社會對未成年人進行特殊司法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已顯現出輕刑化、非刑事化、非監禁化的趨勢。很多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犯罪實施刑法的的觀念已經淡化,代之非監禁措施、保安處分和教育處分等非刑罰處罰措施。如英國的少年法庭根據案件的需要,要求相關部門提供罪錯少年的社會調查報告、醫學精神病的報告等,然后才做出判決。德國《青少年刑法》規定,對犯罪青少年適用教育處分明確了指令、監護管教和教養院教養等處罰措施,其中以指令為主要管教措施。法官可以要求少年法犯遵守關于居住地的指令,關于學習和工作場所的指令,完成學習和工作任務的指令,以及限制和禁止的某些指令。指令的期限由法官規定,最長不超過3年。美國已開始由原來的“以監禁為主的懲罰”方式逐漸試行“開放式監禁機構”,法官借助社會各方的力量支持,將犯罪少年至于社會的教育之中,在社會的感化教育中適應并融入社會,從而達到改惡從善的目的。(二)國內現狀近年來,我國也在積極探索如何幫助犯罪的未成年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各項方法、措施,讓這些誤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改過自新,不再危害社會和他人。但是,這些措施和方法尚需不斷更新和進一步完善。目前,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罰現狀主要是:1、適合未成年人特點的幫教機制尚未建立,對少年犯適用緩刑較少,量刑偏重。未成年罪犯被宣布緩刑后,對其幫教一般只有四種情形:一是交由其法定代理人監管;二是由所在單位的相關人員進行幫教考察;三是由所在社區干部代為監管;四是要求當事人在考察期間定期到法院匯報相關情況。由于尚未成立專門的幫教管理部門,幫教形式很不規范,幫教力量尚顯薄弱,相對弱化了刑法的威懾性。2、實踐中,對未成年人罪犯適用罰金比例很低,容易使其滋生“錢能贖罪”的錯誤想法。同時,由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家庭經濟條件一般較差,往往難以執行,也起不到制裁犯罪的效果。3、法律對未成年人是否適用緩刑的尺度不明,仍有司法人員認識上仍然存在誤區,認為刑法對未成年人能輕則輕,能免則免,削弱了法律的震攝力。
       二、實施未成年人犯罪從輕處罰的方針、原則在實踐中,我國對未成年人罪犯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這一方針、原則,蘊含了我國法律的人性化和“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1979年,黨中央的文件中就提出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實行教育、挽救、改造的方針。1981年,黨中央在《第八次全國勞動會議紀要》中提出:對青少年罪犯,要像父母對待患病的孩子、醫生對待病人、老師對待犯錯誤的學生那樣,做耐心細致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1982年,中共中央在《關于加強政法工作的指示》中明確規定:“必須堅決實行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著眼于挽救。” 1992年1月1日 生效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38條明確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至此,這一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1999年頒布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了“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為法律的人性化執法注入了新的內涵。我國對未成年犯罪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堅持教育為主的原則。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追究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通過教育,使犯罪的未成年人認識自己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通過相應的教育改造和心理矯治,破除犯罪心理,成為守法公民。同時,我國要求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要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在辦案過程中對未成年人要進行特殊保護,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二)堅持懲罰為輔的原則。在堅持教育為主的同時,必須輔以必要的懲罰手段,使犯罪的未成年人受到一定的處罰,感受到犯罪的法律后果和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懲罰的目的是為了使未成年犯罪人吸取教訓,改過自新,通過必要的懲罰促使其提高法制觀念,進行再社會化。(三)教育與懲罰相輔相成。教育是目的,懲罰是手段,懲罰是為教育服務的。教育和懲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感化和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其中,“感化”是指關心、幫助、感染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使其認識到自己所實施的違法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從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挽救”是指在訴訟過程中,司法工作人員依照法律和政策所進行的,促使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認罪服法、重新做人的各項工作。總之,以必要的懲罰為手段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是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核心內容。
       三、我國對未成年人從輕處罰的緣由為了確保對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挽救 和改造,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審理14周歲以上不滿16周歲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審理16周歲以上不滿18周歲的人涉嫌犯罪的案件,一般情況下也不公開審理。從法律的規定到司法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未成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個特殊群體的處罰適用特別規定,體現出我國法律的人性化。
       (一)我國法律為何要作出這種特別規定首先,充分體現出對未成年人的人文關懷和教育挽救。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會群體,也是構成犯罪的特殊主體。與成年人相比較,其社會生活較單純,易受外部環境影響,與成年人犯罪的主動性相比,具有明顯的被動性;未成年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形成,認識相對單純,偶發性犯罪的比例較大,主觀惡性相對較小;未成年人對社會的認知程度有限,判斷是非的能力有限,其犯罪行為是在融入社會、認知社會的過程中發生的,明顯不同于成年人社會化過程完成后的犯罪。因此,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趨輕處罰,更多體現的是從未成年人的成長規律和特點出發,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同時也體現出對社會特殊群體的特別人文關懷。其次,體現出法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一。法律適用于現實,裁決具體案件,其價值主要表現為通過對社會關系的調整,解決主體間的矛盾和沖突,平衡社會關系,使社會趨于穩定與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價值應當服務于社會價值。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輕罰,更多考慮的是社會價值,即表面上看來是對未成年人的網開一面,降低其法律責任的程度,實質上主要考慮的還是社會意義。減輕未成年人的法律責任,給予其改過自新的機會,有利于當事人本人,更有利于社會的根本利益。再次,體現出社會現實穩定與長遠和諧的一致。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發展,是國家所致力追求的,更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據統計,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趨勢,從全國范圍考察,不是幾個人,而是一批人。一方面,對這批人教育改造得好,不僅有利于社會的現實穩定,更有利于社會的長遠和諧發展。反之,不注意其教育改造,不給予悔過自新的機會,使他們自暴自棄,為所欲為,一旦重新進入社會,繼續危害社會,危害他人,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將受到極大的破壞,這是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從維護社會穩定所付出的成本來看,將未成年人犯罪者改造成新人所付出的代價,要遠遠小于這些人繼續危害社會所帶來的損失。最后,體現出法律處罰與社會責任的結合。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固然有本人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家庭、學校、社會的監管缺位,致使未成年人辨別力降低,行為盲動,偶發犯罪的情況,同樣不能忽視,社會責任不能忽略。考察未成年人的犯罪過程,分析具體發生的案例可以發現,許多未成年人犯罪,是在失去監控的情況下發生的。如父母長期在外打工,父母離異,學校管理不力,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工作不到位等。既然社會對未成年人犯罪負有責任,就不應簡單地處罰了事,應當承擔起教育、挽救、改造的責任。
       (二)法律的特別規定是否公平我國刑法總則明確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將此規定與未成年人犯罪輕罰的規定相比較,有人認為是出現了法律規定的自相矛盾,出現了法律表述的邏輯錯誤,這種沖突和相悖,源于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輕罰。未成年人是不是人?既然是人,就應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應該輕罰。否則,就是不平等、不公平。從司法實踐的層面看,也出現了爭議。最近曾發生這樣的案例:一位16歲的少年強奸幼女并將被害人殘忍殺害。其手段之惡劣,危害之嚴重。然而,法院的判決并未如人們預期的那樣,不僅未判死刑,也未判無期徒刑。之所以如此輕判,就因為被告是未成年人,適用了輕罰的規定。有人大為感慨,認為法律太不公平,甚至認為這將縱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認識和理解這樣的問題?筆者認為:首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法治國家共同遵循的原則。不僅法治國家,古今中外,從法律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范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就隨之產生,只不過在專制、特權的國家,這只是一種形式、口號而已,只是統治者欺騙和愚弄民眾的冠冕堂皇的說辭而已,對廣大民眾而言,根本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實質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到了現代社會,只有真正實行法治的國家,才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通過制度和社會運行機制的保障,得以在社會生活中實現。我國實行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具備適用的社會條件。而我國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其基本含義是指任何人犯罪,不論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職業性質、財產狀況、政治面貌、才能業績等情況如何,都應平等地適用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不允許任何人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運用此項刑法原則,要求在定罪時要體現平等,不能因為犯罪人的情況不同,在此罪與彼罪的選擇上有所不同;要求在量刑時要體現平等,不能因為犯罪人的情況不同,在重判與輕判上有所不同;要求在刑罰的執行時要體現平等,不能因為犯罪人的情況不同,在待遇上有所不同。其次,法律的平等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們在理解平等時,不應將平等視為完全等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簡單理解成不加區別地人人一樣。平等應是社會總體的平等,而不是具體的每一個案例、每一個人的絕對的、不加區別的平等。實現刑法面前的人人平等,不能忽視社會的總體利益與整體要求。如上所述,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社會群體,對未成年人的刑事處罰,不僅要考慮未成年人本身,還要考慮社會的和諧、社會的發展、社會的總體利益要求。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輕罰,正是注意到了這些具體的、特殊的因素。當然,我國刑法的具體運用,在對特殊主體的法律適用時,也并不局限于未成年人,還包括其他主體。例如,對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無論情節、危害、影響如何,一律不追究刑事責任;對于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從輕、減輕處罰;對審判時懷孕的婦女,無論情節、危害、影響如何,一律不能適用死刑。如果僅從字面上、表面上、形式上判斷,這些規定與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都是相悖的,但從社會總體利益上講,從人道主義精神上看,這些看似不平等、不公平的規定又是公平的。還應注意的是,這些規定不是給特權階層專門規定的,它適用于具備相同條件的社會全體成員,恰好體現了法律的公平。再次,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從輕處罰不等于縱容犯罪。從未成年人的自身特點和社會總體利益考量,對未成年人犯罪輕罰,其目的之一是實現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改造,使其重新做人,防止對社會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并對社會公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產生積極的影響。這不僅不是縱容犯罪,而是為預防、減少、杜絕犯罪。當然,對未成年人犯罪輕罰,有必要正確處理以下兩個關系。一是罪與罰的關系。未成年人涉嫌犯罪,說明其行為已經違反了法律,且觸犯了刑事法律,產生了較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予處罰。法律規定對未成年人的輕罰,不是一味地強調從輕,更不是不罰,而是要掌握適當、適度。如果當罰者不罰,那就真的是放縱了。二是對被告人的處罰趨輕與被害方的權益保護的關系。任何犯罪行為,都將對國家、集體、他人的合法權益構成危害,對犯罪者懲罰,與對受害方的權益保護是一致的。如果過于強調未成年人犯罪主體的特殊性,過于對未成年人的從輕照顧,則將使受害方的權益保護被弱化,同樣不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最后,就法律的表述而言,總則具有指導作用,而具體實施的法律規范,應當是總則的細化、具體化,在不違背總則精神的前提下,作出符合實際的具體規定,不能得出與總則沖突的結論。刑法總則是針對一般人犯罪而設計的,不能排除具體規定中針對特別人、特殊群體的特別規定。
       (三)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更趨人性化我國刑法第17條第三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項規定是對少年犯適用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法律依據。由于未成年犯相對于成年犯來講,對事物的認識能力不強,易受外界影響,盲從性、隨意性較大,可塑性強,犯罪后易于接受改造。因此,在適用刑法總則有關從、減輕處罰規定時,較之成年犯掌握要寬,量刑時應充分考慮犯罪情節,然后斟酌量刑。1、注重犯前情節。犯前情節不屬犯罪事實,而是反映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包括犯罪原因,一貫表現,有無前科劣跡,犯罪動機,家庭環境,成長過程及自控能力等方面因素。這些因素就屬酌定情節,對少年犯處罰時應予以考慮。未成年人犯罪,不像成年人所實施的犯罪,具有極大的主動性。未成年人犯罪,盡管在表現形式上與成年人犯罪是相同的,但由于其社會生活單純,社會行為尚在學習階段,他們的犯罪,更多地是接受了外部的消極影響而實施的,具有極大的被動性。對于犯罪前一貫表現較好,無前科劣跡的初犯、偶犯,迫于父母離異無人照管,為求生存而盜竊的少年犯,應較之曾多次受政府教育為追求享受而盜竊的揮霍型的少年犯處罰要輕,這樣區別處理,有利于喚起失足少年犯悔過自新的良知,認識其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結果,促其接受改造。2、注重犯中情節。這種情節即以最直觀的形態反映出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又可作為衡量罪犯的主觀惡性的重要標志,通常包括犯罪手段、犯前環境、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未成年人犯罪,主觀惡性相對較小,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尚未形成,認識單純,思想淺薄,尚未形成一種仇恨社會的畸形心理。因此,他們的犯罪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但是,如果少年犯手段殘忍、惡劣,選擇年幼、體弱殘疾的老人作為侵害對象,那么,對其適用從輕處罰的幅度也會很小。3、犯后情節。是指發生在犯罪結束以后直接影響量刑的因素,如罪犯在犯后認罪悔罪的態度和行為,犯罪后能否投案自首或坦白交待,是否積極退贓,對所犯罪行是否真誠悔過等,可作為衡量罪犯的主觀惡性及社會危害性大小予以從輕、減輕處罰或依法適用緩刑。因此,我們對未成年人犯罪的處理,一定要根據其本身固有的特點,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出發 ,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慎用刑罰,堅持可捕可不捕的堅決不捕、可訴可不訴的堅決不訴、可判實刑可判緩刑的堅決判緩刑,竭盡全力,為他們完成社會化任務提供好的社會環境和客觀條件。
       四、 積極貫徹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精神
       (一)不斷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預防措施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各有不同,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由于社會競爭等壓力,每一個成年個體要忙于自身的工作,以適應生存所需。此時最易忽略的是對未成年人的監管和教育,導致工作的缺位,其中的一些人較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或者潛伏犯罪的危險。預防未成年人犯罪,不僅家庭、學校、職能部門有責任,整個社會都負有責任,甚至責任更大。從社會承擔責任的角度看,應當建立學校、家庭、社會職能部門的針對未成年人的監管教育體系,使教育管理工作到位;應當制定對學校、家庭、社會職能部門工作失職的責任追究制度,哪怕未成年人并未違法犯罪,對工作不到位的教育者同樣要追究其責任,不要等到后果發生才追究責任。從而使各相關教育主體認識到,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監管和教育,是其不能忽視的重要責任。
       (二)未成年人犯的量刑應充分考慮其的身心特點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時,要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尊重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采取特殊的保護措施,以實現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教育和感化。1995年公安部頒布了《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有關規定》,對辦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進行了特殊的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訊問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2006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規定了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程序,辦理未成年刑事案件時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結合社會調查,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和個性特點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和進行針對性教育,有些檢察機關進行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工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適當放寬對未成年嫌疑人不起訴的條件,實行暫緩起訴制度,對不起訴的未成年人實施“污點封存”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影響未成年人將來的升學和就業。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規定了對未成年案件的審判程序,設立少年法庭,配備專門從事未成年人案件審判的法官,訴訟程序、訴訟規則和法庭設置等方面較為靈活,寓教于審,對犯罪事實簡單、清楚的未成年被告人進行“圓桌審判”,凸顯對未成年人的人性關懷,盡力避免和減少審判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產生的消極影響。
       (三)完善社區矯正制度社區矯正制度是與監禁矯治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在專門的國家機關指導和監督下,依靠社會力量,在確定的期限內,參加社會服務活動,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制度。對未成年犯采取社區矯正制度,使其不脫離原來的生存環境,在家庭、社會的幫助下重塑人格,消除犯罪心理。目前,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尚處于試點階段,存在著法律制度不健全、配套措施缺失等問題,因此,應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完善未成年犯的社區矯正制度。(四)將未成年人幫教制度納入繼續教育體系服刑完畢,未成年人罪犯要重新走向社會,此時的社會態度、社會的接納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的前途和命運。社會接納得好,有利于他們重新做人;接納得不好,很有可能讓他們自暴自棄,喪失信心,繼續危害社會。而且,此前的輕罰、刑罰執行過程中的教育改造,都將前功盡棄。審判時的輕罰、刑罰執行時的教育改造、刑罰執行完畢后的關心幫助,應當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一個緊密連接的鏈條,每一個環節都做到位,才能確保立法精神的實現,才能使趨輕處罰的目標得以實現。相關職能部門的后續工作應當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機制相配合、相一致,以預防為主,將未成年人犯罪降至最低限度,一旦出現了犯罪,對犯罪者不要放棄不管,不要歧視蔑視,要伸出幫助之手,將其納入繼續教育的體系之中。要從實際出發,幫助其自謀生路,自食其力,力所能及地解決其遇到的各種困難,促使其增強自信,規范行為,完善自己,服務社會,避免重新誤入歧途。

相關熱詞搜索:探究實現知識產權的公平公正的協調作用

版權所有 律師資料網 www.mzvnnc.live
ag真人玩的人多吗